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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尽黄沙始到金:经济下滑对加速改革的重要作用 | 消费向前看

发布时间:2018/10/29 来源:加华伟业 作者:加华伟业 NEXT

 

(上)

逐渐走入深水区的改革开放,正经历着对于“不平衡增长”的叩问。

所谓不平衡增长,狭义上看,是指经济二元体制下经济模式改革的不彻底、不完善。双脚登着市场经济的大山,两手却始终擎着计划经济的门仗,将登山的大道和更多的口粮留给国有企业,沿山路而上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中,缺粮少兵的民营企业只得埋首赶路,难顾前后。有些民营企业抢不到粮草,腿软力薄也就摔了下去。

中国经济如此翻山越岭,必然瞻前顾后,无法赴之全力。长期支撑着这种“不平衡增长”的,是所谓“既要计划经济,又要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

从哲学意义上考量,“既要又要”的逻辑并不是真正的辩证哲学观,而是对于发展本质的误读。从国家经济生活本身的演变路径上看,它均是基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物质交往之未来”的前提,这也是一个在逻辑上可以给定的进程方向。从金融市场来看,这个理论可以简化为“以当今的资本买定未来的收益”。

而哲学告诉我们,未来并不只是理论所臆想的对象,不论未来的财富多么确定,它都始终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存在,人类不可能拥有上帝的眼睛和视角。换言之,人类社会在物质交换时可能产生的根本性恐惧在于,我们按照古老而传统的信念所积累起来的财富,正时刻暴露于一种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当中。

无恒产者,必然了无恒心。泥足巨人之所以步履蹒跚,步子不敢迈得太大,是出于对泥土做的脚踝伤了裂了的害怕。对于未来财富难以把握的危机感,让它裹足不前。

因此,本质上看,哲学意义上的“既要又要”强化了“未来的不确定感”,二元制的模式让两者明为互补,暗为互斥,资源的分均衡分配和安全感的丧失,是“既要市场,又要计划”的最大隐患。2018年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仅有2.8%,剧烈下滑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对于资产安全的无力、怀疑、彷徨。

中国在这一轮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基本上都是依托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截止2018年6月底,总债务和GDP的比率,已经从2008年的155%上升到了目前的260%,总额从49万亿上升到182万亿。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贷款,而这些贷款的去向,很大程度是“风险低”的国有企业和非金融实体。其次,拉长时间线至近三十年,中国GDP的增速曲线和M2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曲线,呈现出高度拟合的关系。这说明,正是大量依靠生产要素,依赖巨国的人口红利进行信贷扩张,中国经济才得以乘风破浪。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国有企业,更多的利润和财富流入到金融体系而非实体经济中,生产率的低效问题逐渐凸显,而近期刚公布的2018年至今的 GDP的增速已经降至6.5%。完全的不平衡增长模式,逐渐无法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运用,导致经济要素的利用率持续走低。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机制呢?毫不讳言,经济高速发展催生的信贷货币,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国有企业的口袋。乃至当今,许多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中仍然惺忪迷茫,特别是在钢铁、煤炭等传统制造业,银行贷款为他们不断输血,维持生存。

与此同时,大量的信用贷款催生了高利润的银行体系,社会财富以息差的方式流入银行。曾经有人统计过,A股市场2800多家上市公司,其利润综合不到2.5万亿,但光是不到20家的核心商业银行体系就获取了全部利润的60%。在这样的逻辑里,金融资产和实体要素的效率,怎么可能被最大化呢?

东方巨人的确仍是巨人,只是踩下的每个脚印都颤颤巍巍,脚踝失力,堪称泥足。

改革开放四十年,奋斗与汗水浇灌而成的花园,却有一部分落下了贫瘠的土壤,怎么开不出花来。政府无法舍弃这双有形的手,造成二元经济体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存在的“常态”。既然都是常态,隐患也就成了必然。

二元经济体制的运转时间越久,顽疾也就更加深扎于国民经济的土壤。想要斩草除根,痛感必然更加强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改革的代价”。资源错配越发严重,粗放式发展模式地基不稳,经济要素的投入效率直线下滑,而今这一切在暗自发酵了几十年之后,终于从集中从GDP这个全民指标中体现出来了。

当前这一轮经济的下行或将成为长期的“旧动能失速,新动能失声”,中国经济在粗放性、二元化增长的过程中,也积聚了各种风险。这种风险在包括特朗普上台等一系列国际政治格局作用下加速释放,结构性矛盾在国内政策趋紧、传统动能削弱与新周期孕育之间的矛盾中,越发凸显。

总结而言,所有制边界带来的非本质市场化、不公平的财税制度、未触及实质的金融体系改革,都是供给侧改革中的巨大漏洞。供给侧改革固然是大势所趋,我们在顺应大势的同时,也要能稳住大势,以制度改革夯实地基,实现真正的要素效率的提升。

因此,消解这一轮供给侧改革中几大漏洞的不二法门,就是将未来立于扎扎实实的现实土地上,这也就是我们哲学意义上常说的“人类如何学会重新站在大地之上”。用哲学导师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就是“扬弃异化”,在改革中寻找公平公正的思想号角,在它的轰鸣之声中有定力、有恒心、有方法地推进实实在在的改革,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困境下的出路,或许也是唯一的。

因此,“既要又要”的客体不应当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而应该是“既要兴利,又要除弊”,由此才能直面经济下滑困境,以思想重塑为契机,走出改革开放的新路。

(下)

正如我们在开篇所言,改革开放从来不只是个政治经济概念,从思想解放的角度上看,它每一步的成就,都无法离开对于思想土壤的整饬。

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会上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

1979年3月,陈云撰写文章《计划与市场问题》,再度提出了市场经济概念。原文最后部分提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并不是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正式发表时,陈云将“市场经济”一词改成了“市场调节”。1995年《陈云文选》出版,《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被收编在内,当时受他人建议改写的“市场调节”又重新被改回了“市场经济”。

就像军事家拿破仑也曾承认,较之于军事,思想在国家治理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败在思想手下”。从“改革代价”的角度理解这一轮的经济下滑,从而在消除所有制隔阂、真正改良财税制度,促进市场化的思想穹庐中突围,或许将成为不幸中的万幸。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前,主旋律仍然是祖国江山一片红。当现实被血淋淋地撕扯开,我们才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是过去四十年辉煌的经济成就带来了极强的边际效应,中国既有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轻松换得经济增速,快一点、再快一点。东方巨人在这剧烈的增长中,被晃醒了。

而随着改革投入的剧增,路走得太远反而让我们忘了出发的原点。经济增长创造的成就延缓了模式改革的需要,被遮蔽的双眼从来难以见得泰山的全貌。“既要又要”的市场逻辑让装睡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一个踉跄就走入了“巨婴国”陷阱。

一言以蔽之,社会的决心跟不上改革的需要,经济巨额体量下的缓慢增长就成了必然。因此,要重新塑造的,除了模式,还有文化与思想。

改革难以在真空中踽踽独行,我们不能忽视国家的历史、文化的影响,更不能放任“装睡的人”在睡梦惺忪中作出事关中国未来的决策,这将会严重制约改革的限度。毕竟法律无效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仍然适用,而反复被践行的法律无效,将会消耗数不尽的社会资源、国民财富,乃至百姓人心、国家未来。

改革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严重至此就体现为国民经济陷入粘滞性下滑,颓势难收。此时,值得庆幸的是,全社会警醒的火苗正需要从废墟中燃起。八十年代时,全社会仿佛都站在希望的田野上,风吹草地,一片萌动。而如今,当中国人沦为个人利益的最高拥趸,社会可能进入真正的下行车道和滑坡期,田野终会荒芜。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社会变迁最终是理念推动,而理念往往来自思想。我们强调的市场出清概念里,也包含了抱残守缺的旧思想出清。在思想三峡里,一路险滩无数。

然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下跌的不一定是飞刀,接住了就将成为真正的利器。用经济的剧痛和下跌撞醒装睡的人,彻底抛弃幻想,掷地有声地抛出改革之声,真正的希望必定将重回田野,我们也终会站在未来的麦田之上,迎风疾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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