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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苦而至善,呼唤中国的新商业伦理与文明 | 加华资本新年回顾

发布时间:2020/01/27 来源:加华伟业 作者:加华伟业 NEXT

 

#加华资本新年回顾系列第三弹#

 

善之为商,善以从政

中国新的商业文明与伦理

就在你我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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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Enjoy~

 

# 至苦而至善,呼唤中国的新商业伦理与文明

张维迎教授说,人类的灾难,大部分是由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造成的。

生活在单一言语叙事环境内,群众被有选择地灌输信息。集中化的信息分发、满足奶头乐的算法推荐,它们在造成全社会焦虑感的同时,也成为了民众责任钝感的帮凶。

世界上所有的墙,都不可能真正挡住思想渗透、穿墙而过。但大多数建墙之都,却因为刻意阻挡了思想的自由流动,而造成墙内外信息扭曲,反而助长了情绪膨胀和思想误读。

刚过去的2019年,是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末尾。我们画了个形状狰狞的句号,潦草作结。整个中国正如此刻的北方城市,雾霾难消的早晨,辨不清红绿灯的方向,也不知道马路上的车水人流都打算向哪儿走。

在平安夜丧命于病患家属残忍刀口的医生,因男友扭曲的性别观和道德感被逼至死的女高材生,不顾消费者安危虚假宣传却获评社会责任明星企业的保健酒,偷税漏税却被当成公益楷模的女明星...太多新闻失去后续,太多疑惑值得追根。

它们自此留在了2019。但无数社会个体以自我牺牲而带给我们的,重新审视社会、寻求改变的思考,却万万不可就此停歇。我们不禁要问,华丽长袍之下的中国,为何苟藏了如此多的虱子?力量微薄的社会人,如何才能找到灭绝虱子的良药?

01

虱患成灾的一大根源在乎政策倾向,而政策选择皆取决于经济基础。

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产出结构,决定了“将人民锁在田地里”是维持社会稳定最有效的方式。先秦“奖耕战、抑商贾”;汉承秦制,抑商政策一如既往;文化发展极为繁盛的唐宋时期,政府垄断禁榷商品等政策仍大行其道,更成为财政的重要来源;明清时,尽管资本商业有所萌芽,但海禁等一系列政策还是杜绝了大规模发展商业的可能。

商品交换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受此制约,不得不隶属于以农为本的经济体制。与此对应的是,虽然西方商品经济在中世纪也遭过同样破坏,但当时多元社会结构中,商品经济仍然得以顽强发展

思想控制,是政权主体坚持某一政策的最本质原因。为何重农抑商在历朝历代中都备受推崇?一方面,我们所奉行的儒家之道是一贯反物欲斗争的,统治阶级认为,重视商业的发展会加强对于物质的追求,造成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商品贸易活动伴随着资源和财富的自然流动,势必会形成富贾一方的大户人家,财产权、军权、政权三者难分,富可敌国可能带来极大的政权隐患。

但压抑物欲一来反制人性,二来更是将商人与恶人等同,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业社会是畸形而不可控的。但“无商不奸”远非事实全部,一旦顺应文明进程,除了趋利避害的本性,商业仍然可以有信仰、有温度。

政策的逻辑十分简单,从商业原罪的思想定势出发,抑商从而巩固统治,又因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而加固了群众对此的固化认知。“宣传总是简单与重复”,因此商人从未获得过与社会贡献相匹配的地位认可,商业更难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文明。

既然商业作恶是前提,那么商业作恶本身也必然是结果。这便是当前商业社会体系最弊病的思想根源。

暗夜长,太阳远。但终有太阳。

02

终于,新商业时代来了。旧秩序与新文化的整体对抗,是这一阶段中国商业发展的本质特征。

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多条商业赛道上,中国都稳稳跑在第一梯队。但我们的身体素质如此耐打,体系成长却没能与之同步。自古思想除旧立新皆先于实践,大脑是身体行为的指挥棒。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奔跑了四十年。如今,商业社会的核心主体逐渐转向80/90后。但他们从未经历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甚至也并不完全理解何为经济低速增长。很大程度上,群体恐慌的来源,正是对于经济下行预期的不适应。

无知和恐惧又捆绑在了一起。唯一能够与之抵抗的,就是整个社会作出适配性的改变,构建一个长期稳健发展的商业体系,准备好拥抱当前结构性的经济转型,给予新一代企业家以战斗的决心和信念。倘若这一商业体系,不能基于商业文化的根基,便很难从本源上稳定民心,在风雨飘摇期实现平稳过渡。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快速开闸泄洪的环境下,中国商业社会有太多事情没来得及做。我们没有形成稳固的商业阶层,未能有效地探索商业文明的建设,难以破除旧有的重农抑商的文化观念。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父母更愿意让孩子考公务员、进入稳定的国企工作,但在北上广创业的孩子,却每每遭到来自家乡亲人的不理解和不认同。

正直从商的商人群体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加之二元化的结构体制带来资源和政策上的天然束缚,他们的信心从何而来?没有信心坚定的商人阶层作为核心人群基础,属于这一阶层的文明也自然难以锻造。

再者,改革开放后,我们从计划走向市场。但二元经济过渡期的中国,本质上还不算是彻底的现代商业社会,甚至还不能被称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读史识今,转型是必然走向。这一转型过程,也会出清无序逐利、投机取巧的落后企业文化,淬炼新的企业家阶层和精神,并就此孕育真正的适应中国这一发展阶段的商业伦理和文明。

这是生在这一年代的我们,共同拥有的幸运。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正骑着自行车和三轮车赛跑。飞速跑起来时,速度能够支撑自行车的两个轮子走稳,更加灵活自如地向前;但如果速度慢下来了,由于没有第三个轮子维持稳定,自行车摇摇晃晃,稍有不慎就可能失去平衡,但三轮车却可以做到一如既往地匀速前进。

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从自行车到三轮车的转变就象征着结构性改革。拆掉两个轮子的固有结构,装上第三个轮子,支撑起缓速的前进动力,对此时的我们至关重要。

我认为,新商业文明就是第三个轮子。

03

栽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或者就是现在。为什么说,尽管已经错过了几千年商业文明的根基建设,此时此刻仍是诞生中国商业文明的最佳时期?

我们先试图从“熵”这一物理意义上,分析系统结构性转型的根源。

熵理论的核心,是在探索无序和有序状态之间的转换关系。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随着时间推移,一个孤立系统的熵会逐步达到极大值,系统内部的热传导效应会让温度变得平均,各个主体之间的摩擦力减小直至消失,系统也随之进入最无序、持久不变的静态平衡。

这就是系统熵减的过程。熵减平衡态的可怕之处在于,系统内部丧失新生动能,旧有形态导致的零摩擦和零温差,将最终导致无序的混乱,系统也逐步走向熵死。

尽管从物理过程上看,熵减是一个独立系统必然的走向,但熵死却可以通过粗暴打断熵减的过程而反向溯回和重建。具体来说,需要在系统中注入新的不可控因素,以制造新的摩擦力和温差,促使系统的无序平衡态被打破,从而进入熵增。

旧社会商业秩序的固化,正是社会体系的熵减过程。社会个体对这一秩序的认可和服从会不断减少内部摩擦,发展前期的摩擦减小当然有利于商业模式高速前进,但当系统稳态进入后期,商业社会可能在无序平衡中逐步萎缩消逝。避免系统崩溃最重要的就是,破除旧有,重立熵增。

因此,新商业文明的诞生,不能寄望其自始自发,而应当借助全社会的力量,创造条件来实现这一进程。这是落后的商业观念和新的商业文明形成之间的较量和对抗。

旧势力总是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新事物也必然建立在旧有秩序的废墟之上,扼杀旧事物的果决和发展新事物的能量通常同时发力,不破则不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处于这一阶段的我们,作为融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必须要形成更为稳定的商业结构,才能够支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不断提升的地位。

基于此,内部制度的解构和重构是必要的,也会是无比艰难的。近年来不断反复的社会道德事件,就在一声声叩问着我们改革到底的决心,扯着我们后退回撤。

还是那句话,不破则不立。数量增长逻辑失灵了,熵理论催生着国之大局的自我进化。不论多艰难,我们都应当大胆出清落后产能和二元化制度,变革差异性的供给和资源分配方式,让所有市场参与主体都能在公平公正的文明体系内自由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形成并持续巩固新商业伦理和文明。

因为信心是驱车向前的石油,是贫瘠土地里的养料,也是站在2020年伊始,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东西。人民的信仰、国家的力量、民族的希望,皆所系于此。

 

先三年,再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人生本苦是有道理的,但苦中作乐可能是种自我安慰,可能是对无奈的消解,但绝不该是问题最终的答案。在这三年又三年里苦熬着的生活,需要一点对善的信仰和坚持。

商业文明的终章,大概是赚着辛苦钱的商人都能够享有社会的尊重,这个时代里好人的生意,会越来越好做。

我虽不胜酒力,但仍愿敬世间从善之人一杯。让我们共同期许和创造,这一新商业世界的到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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