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原文作者：鞠建东
原文：论中美贸易争端与中国道路 | 研究成果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消息，美国于当地时间7月6日00:01（北京时间6日12:01）起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根据海关总署关税征管有关负责人的表态，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已于北京时间6日12:01开始正式实施。

中美贸易争端进入大规模实施阶段。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鞠建东于当日发万字长文，论述中美贸易争端与中国的长期增长路径。文章发表在2018年7月份刚刚出版的的“清华金融评论”。

文章讨论了：

1. 中美贸易争端与中国长期发展的三种可能路径。

2. 什么是中国道路，为什么要坚持中国道路？

3. 中美贸易争端的三个深刻历史背景：全球化的结构变化，中美经济关系的五个阶段与第四次工业革命。

4. 中美贸易争端可能带来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危险有三个，日本式的经济停滞危险，前苏联（俄罗斯）式的激进经济政策变化带来的经济崩溃，与金融危机。

5. 三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建立亚洲共同体，推动中国进一步的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和结构调整与升级，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构，第二，解绑中美货币政策，果断实行人民币浮动汇率，同时实行谨慎的资本市场开放，建立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防火墙，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第三，建立开放、竞争与安全的技术体系与技术市场。

文章认为，无论如何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都是难免的，对于这个冲击，我们需要大概2年左右理清思路，5年左右建立调整框架，10年左右回到健康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并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

 正确应对路径的核心，在于我们坚持“中国道路”，有效处理中美贸易冲突，使之成为我们增长路径上的短期冲击，通过主动调整，使我们在5到10年的调整阶段之后能够回到“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路径。而失败的应对路径，是将中美贸易冲突演变成对我们发展路径的长期冲击，与发展方式的长期偏离。

文章全文如下，Enjoy：

本文认为，中美贸易争端深刻体现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中美经贸关系结构变化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是坚持“中国道路”,通过主动积极的政策和结构调整，使得中美经贸冲突 成为一个中短期冲击，经过5至10年调整期，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既定的“中国道路”健康发展。

2018年之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5%，美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为3%。我们假设中国2018年后GDP平均增长速度为4.7%，而美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依旧保持3%，中国GDP将于2025年左右赶上美国，并于2060年达到美国GDP的2.5倍左右。中国正常增长路径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2018年的40余年以数量扩张为主和2018年以后以质量提高型为主。

经济发展是路径依赖的，各国经济体制在不同的实践、道路上不断演变。人类历史2000多年来，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显著区别于欧美模式，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欧美模式也有明显不同。即使在欧美国家，大陆民法体系的德、法与北欧国家，也和英美普通法体系的体制有显著差别。中国经济体制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走出一条市场导向、双规渐进、政府组织推动、面向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40年来高速增长证明了这条“中国道路”是成功的。

对于“中国道路”，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看法认为，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市场体制是理想的经济体制，而美国市场体制最接近这种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道路”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与过渡，是一种阶段性的体制状态。第二种看法认为，成熟、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是多样化的，“中国道路”是扎根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扎根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在全面学习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在对全球经济开放的环境中，逐步演变、发育、成熟起来的，但显著区别于欧美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式制度和发展道路。

笔者对“中国道路”持第二种看法，基于四个原因：

第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市场体制的定义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数学抽象：所有企业和消费者都是独立的价格接受者，随机地在市场上相遇，价格由供给与需求决定；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信息完全与完备，那么市场价格决定资源最优配置。这种数学抽象完全忽略了市场组织的作用，类似于物理学对一桶水中无数分子的随机碰撞的描述。正因为完全竞争模型忽略了市场组织的发育、生长与成熟，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制度的发育、生长与演变的描述显得苍白无力。

第二，人既有个体的独立性，也有集体的社会性。经济组织将个人有机地组成集体，集体不是个人随机、简单地相加，由下而上（个人到集体）的加总，与由上而下（集体到个人）的分解都是经济组织的不同侧面。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与计划经济模型是两个极端，都不是现实经济组织的理想状态。市场经济组织因为其发育、成长路径、历史不同，必然呈现多样性，必然是路径依赖的。美国经济体制更多地反映了个人主义的侧面，而中国经济体制更多地反映了集体主义的侧面。美国和中国市场都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将企业有机集中起来，就集中方式而言，美国可能通过少数垄断企业、商业领袖对行业的领导，而中国可能通过各级政府对企业的组织。中美经济体制都显示出优异的组织效率、活力和强大生命力。但不同的是美国市场经济体制已近成熟，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发育之中，若将美国模式削足适履地套用到中国市场，则很有可能会限制、扭曲中国市场健康发展，或寄生出某些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市场体制怪胎，或陷入家族式官僚资本主义与社会动荡的痼疾。

第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反思和改革的巨大社会压力。特朗普行政当局粗暴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对由企业推动的全球化的直接干预。如果中国市场加政府组织经济的模式缺乏活力和竞争力的话，在中美全球经济竞争中，美国为何要如此反对、甚至恐惧中国的经济组织模式呢？体现了强大竞争力的中国经济组织模式为什么不能继续完善、发育与生长，反而要按照竞争对手美国的要求改弦更张呢？

第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对全球尤其是诞生于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成熟欧美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巨大挑战。各国经济制度都须适应人工智能的崭新生产体系并做出革命性的调整。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因其尚未成型，因而可以更快、更容易在人工智能生产体系下发育成熟。这种适应人工智能生产体系的“中国道路”有可能引领全球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并对全球经济体制适应于崭新生产力做出巨大贡献。

回到图1，2018年前后中国经济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的发展道路的转变，要求路径1（即使没有中美贸易争端）在2018年之后的发展阶段，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促进市场经济制度发育和要素市场发展。“中国道路”还在半途之中，还不成熟，还需要依次进行开放战略调整、制度发育与文化复兴。没有“中国道路”的成熟发展，我们21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无法实现。

而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美国、世界经济都带来冲击，也会改变美国经济增长路径，但是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假设中美贸易争端不改变美国的经济增长路径。美国发起对华贸易争端的目的是要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维持美国对全球经济、贸易的主导地位。因为若按正常增长路径，2060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2.5倍，美国无法维持对世界经贸的主导权。2018年美国对中国正常发展路径的干预如果成功，就要维持美国GDP对中国GDP的领先（主导）地位。

这个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成功”干预由中国增长路径2代表：2060年美国GDP依然维持对中国GDP的领先地位，中国2018年之后显著偏离正常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中美贸易争端的发展若引发中国经济的日本式停滞、前苏联式危机或金融危机，则都有可能打断“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或成熟，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混乱甚至崩塌，演变成增长路径2。

在中国对中美贸易摩擦做出正确应对下，中国则会进入图1中的路径3：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发展路径无疑会产生巨大冲击，无论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增长短期内都会有相当程度的调整或下降，且会偏离正常路径。但面对外部环境骤变，中国主动调整开放、改革与发展政策，进行结构调整，坚持“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有效处理中美贸易争端，会使得中美贸易争端的冲击成为一个对“中国道路”的中短期的冲击。经过2-3年理清思路，5年建立调整框架，10年调整到位，10年之后中国增长将回到“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路径，并在21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的发展目标。

正确应对的路径3的核心，在于我们坚持“中国道路”，有效处理中美贸易冲突，使之成为我们增长路径上的短期冲击。而失败的应对路径2，是将中美贸易冲突演变成对我们发展路径的长期冲击，与发展方向的长期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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