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智本社 ，作者清和社长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1982年2月1日，星期一，下午2点，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坐在办公室，眼睛盯着桌上放置的那盒50美元的帕特加雪茄烟若有所思。

再过半小时，当年首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就要开始了。身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必须理清思绪，在会上说服委员提高利率。沃尔克掏出口袋里的廉价雪茄抽了起来。

自从1981年12月以来，货币供应量大增15%，这让美联储委员会大为吃惊，沃尔克也深感困扰。上任2年多来，沃尔克不但没有把通胀压下去，还导致经济深度衰退。此时的沃尔克和美联储，可谓命悬一线。

在二楼会议室，委员们悉数到场，坐在一张花心木和黑色花岗岩制成的巨大椭圆形办公桌前，沃尔克最后一个进来。

与往常会议不同的是，这次委员们没有怎么争论，发言也不多，会议中途甚至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待沃尔克的态度。这种沉默着实让人感到压抑、恐慌。

最后，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拉德·科里根打破了沉默，并表态：

“国会和白宫似乎都表达了当前需要调整货币政策的信号……但我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在于，美联储的信誉会受到更大打击。这会给外界一种印象，美联储又在压力面前卑躬屈膝了——每个人都会说：‘他们过去总是屈从，而且未来仍会屈从’。”

沃尔克紧接着说：“我们不能为了提高信誉而提高信誉……要是谁能说服我——让我放弃现在的决定，并告诉我做出改变是对的——我就会接受建议。”

最终，委员们投票决定在1982年第一季度“不再增加货币供应”，并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14%。

漫长的会议刚结束，安保人员就过来通知委员们暂时不要离开议事大厅，因为大楼的门被人用拖拉机堵住了。原来，一群来自俄亥俄州的农民开着拖拉机到美联储门前抗议示威，要求沃尔克下台，撤销美联储。

事实上，这种言论沃尔克几乎每天都能在报端看到。毕竟这个时期，美国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时刻，经济深度衰退6个月，失业率飙升至8.6%，大量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农民失业。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身为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责无旁贷。

除了农民，里根、议员、经济学家、华尔街大佬、记者、工人对沃尔克都咬牙切齿。众议员亨利·冈萨雷斯威胁要弹劾沃尔克：“突破良心底线，让高利贷行为合法化。”

里根对沃尔克持续提高利率也颇为不满，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他连任。一次，一位记者向里根提问：“你赞同国会上有人提出让沃尔克先生辞职的意见吗？”
里根的回答是：“我无论如何也无可奉告。”

里根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此前还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撤销美联储。报告成员包括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弗里德曼、众议员肯普、花旗银行董事长里斯顿以及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弗里德曼多次公开表态，用一台计算机代替美联储。

民主党参议员劳顿·奇利斯在国会上当着沃克尔的面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将不得不把美联储理事会整个取消……与削减赤字相比，对美联储体系斩首是很容易的事情。”

沃尔克极力争辩：“对美联储实施斩首就好比射杀信使，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了头脑的美联储只能四处乱撞，而你们原来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得到解决。”

每个人都大笑不止，除了沃尔克自己。

这就是当时沃尔克所面临的情形。

但今日，世界对沃尔克的评价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该死的疯子”、“赌徒”，而是“美国的英雄”、“金融巨人”。曾经的批判者、凯恩斯主义者罗伯特·索洛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赞他是“过去二十年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抗击通胀，掌控好“货币的闸门”，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正义良知以及“与世界为敌”的勇气。沃尔克就是当年那个“与世界为敌”的巨人。那些赞誉之词，反而容易掩盖了这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在漫长的联储生涯及公职事业上所经历的孤独、无助与悲伤。

沃尔克，这位身高超过2米、下巴宽松的“六朝元老”，先后被六位总统委以重任——三位民主党人，三位共和党人；一生历经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危机、1970年代滞胀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三次危机。每一次危机，他都敢于说“不”：对金本位说不，对通胀说不，对金融投机说不。

当年，沃尔克亲手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终结金本位，将无锚货币放虎归山，推动人类经济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十年后，他又化身为孤单英雄生擒通胀猛虎。沃尔克一身正气，刚正勇猛，留下一句句振聋发聩的警句：“一点点通胀也是危险的”，“银行唯一有用的革新就是发明了自动取款机”。

阅读一人，如读一史，如读三时代。

戴维营会议

1971年，美元，风雨飘摇。

8月15日星期日午夜12点，沃尔克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登上了一架早已在跑道上等候的改装军用运输机。沃尔克在巨型运输机的机舱里，头脑还在回忆周末那场疾风骤雨式会议的一幕幕场景。

沃尔克有些不敢相信，这场高度机密的会议里，总统尼克松、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财长康纳利、劳工部长舒尔茨和自己五个人，刚刚做出了一个改变美国国运以及世界格局的决策。这事，甚至连国务卿对此都一无所知。

更让他感觉忐忑不安的是，这一决策的技术方案是他提供的，而他不能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欧洲各国会有什么反应。他唯一确定的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恶战即将开打。

沃尔克一直因没能参加二战、保卫国家感到遗憾，一直渴望一份公职能够为国效力，如今他如愿以偿——他正在副财长的位置上，就像二战时期的巴顿将军一样，坐在飞往欧洲的军用运输机上，正式开启与欧洲财长们的作战征程。

此时的沃尔克还不是美联储主席，也不是曾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远景规划总监。早在一年多前，即1969年1月20日，他入主了白宫财政部二楼拐角办公室，被总统任命为主管货币事务的副财长。这是一份他梦寐以求的公职。

沃尔克站在窗前，望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庆祝新总统尼克松就职的车队缓缓前行。此时，他脑中闪现的是父亲的诫勉之言：公职意味着神圣的信任。沃尔克试图沿着父亲的脚步，把美国从岌岌可危的金融漩涡中挽救回来。

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正在朝着特里芬教授在9年前所说的“特里芬难题”奔去。美元贬值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国库中大量黄金被兑换走。作为一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拥护者，沃尔克明白黄金意味着什么，美元稳定代表着国家信用。他深刻地记得那句话“责任之词”：

“维护价格稳定是社会契约的应有之义。我们给政府印钞的权利，是因为我们相信经选举出来的官员不会滥用职权，不会过度发行美元使之贬值，会让美元与黄金等价。如果我们不信守诺言，就破坏了他人对美国的信任，而信任是一切中的一切。”

就任次日，国务卿基辛格就给他发来了一份奇怪的贺信，名称叫《第7号国家安全备忘录》，页眉页脚都打着“秘密”字样。上面写着：“总统已经指示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工作小组，你被任命为该小组组长，必须在2月15日之前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关于美国国际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的报告。”

收到这份“贺信”，沃尔克感觉不快，因为他觉得货币事务应该向财长直接汇报，而不是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基辛格。不过，他很快明白了，此时美元即国际事务，也是国家安全。

沃尔克记得，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欧洲国家就指责美国国际收支失衡，要求美元贬值。肯尼迪则以削减军费加以回应，“如果欧洲不承诺停止攻击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就将削减对欧洲的军事援助。”在美国看来，削减对欧援助，美国随时都能够平衡国际收支。

当年输向欧洲的“电星号”卫星信号突然中止，《纽约时报》就发出警告之言：“正好给欧洲人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他们是需要美国的枪支和美元，还是都不需要。”

但是，作为一名技术官僚，沃尔克非常明白，靠金融外交家的嘴皮子是打不赢这场硬仗的。擅长统计和数据分析的他最清楚美国国库还有多少黄金，还能撑多久，贬值到多少才能度过难关。

虽然沃尔克不想让美元贬值，但是父亲办公室铭牌上的一句华盛顿语录——“不要听任你的善良本性”，一直告诫着他，解决问题比固守理论和善意更重要。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法国存放于纽联曼哈顿下城总部大楼地下室金库价值4亿美元的黄金，转运回了巴黎的法兰西银行。当时，美国财政部只剩下不到20亿美元的黄金，不到美国对外偿付义务的15%。

就在一年前，在大通银行的办公室，沃尔克眼看着投机商大肆地攻击美元，虽然自1960年10月开始此情此景他已经历过无数次，但这次凶猛的攻击导致整个系统陷于瘫痪。当“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神圣价位”被大幅度突破时，他想起了肯尼迪捍卫美元的国家誓言，使劲地作着吞咽的动作，试图抑制住眼眶里的泪水。此时，他就已经明白，美元已经守不住了。

如今，当决定美元命运的大权交到了他手上时，沃尔克很担心自己将葬送这个国家的信用。

1969年6月26日，星期四，白宫内阁室，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美联储主席、总统经济顾问、财长悉数到场，沃尔克站在总统面前负责汇报过去五个月的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