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gsmpku）

原文作者 | 刘俏

“如果我们回避或是把中、长期结构性挑战误认为是中、短期宏观政策问题，就模糊了对中国经济问题本质的认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在第二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闭幕演讲时提到。

刘俏认为，中国经济本质问题，是经过高速增长阶段之后，在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时，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必须直面的、最重要的第一性问题。对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增速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中、长期中国经济的判断。

他表示，全要素生产率能否继续提高，取决于能否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以及如何有效释放新动能。历史上，在人类拥有统计数据以来，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3%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答案或许藏在四大新动能之中：“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即产业互联网）；“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国工业；以及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以下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刘俏：我的演讲题目叫《如何理性地讨论中国经济》。取这样一个标题的原因很简单，大家讲中国经济的时候，比较容易二元对立，要么乐观，要么悲观，容易情绪化。我理解造成这种二元对立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最重要的第一性问题是什么，在认知和理解上还有很多偏差。如果我们是在理性地讨论中国经济，我们应该更多关心到底什么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挑战。很多时候，提出正确的问题其实更重要。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用现代增长理论解释

“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我引用德鲁克的这句话是想表达，我们需要正确认识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一性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对过去4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一个判断。过去40多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这背后的很多原因，主流经济学家做了仔细的梳理研究。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共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其实并不特殊，完全可以按照现代增长理论来解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归因于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个理论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我们过去40年做对了什么，同时能对我们未来真正面临的第一性的结构性挑战做出判断。

中国过去40多年高速增长一方面可以由要素投入的增长来解释。要素投入方面，我们经常提到“人口红利”，过去四十年，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工业化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资本方面，我们也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的银行信贷，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扩张，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资本化”程度。这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资本要素。例如，二十一世纪迄今，中国M2年增速比GDP高6.1%。按道理，我们的通胀应该很高，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的货币化，土地、房地产和基建等吸收了大量的资本，同时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发展模式里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这一特色也反映在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上。以信贷来驱动的投资迅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崛起。2019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财富》7月份公布的全球销售收入最高的500家企业中，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共有129家企业入榜，数量超过了美国的121家。这背后反映了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崛起，这也与我上面提到的社会信用扩张、信贷驱动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关。从上市公司来看，我们A股市场前10大市值公司，与美国前十大上市公司相比，结构上有很多差异。A股前10大市值企业基本上都是提供生产要素的，要么提供资金，要么提供能源。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茅台，但是茅台本身在中国的商业文化里似乎也可被视为生产要素。

回到索洛模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增速很快。与美国比较能说明问题。美国1870年-1970年这一百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是2.1%；中国过去40年的表现非常出色，1980-1989，年增速平均为3.9%；1990-1999年增速为4.7%；2000-2009年平均年增速为4.4%；当然2010-2018年这段时间，增速出现下滑，大约在2.1%左右。

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并非易事

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能否完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全要素生产率尤为重要。原因在于简单的要素投入拉动增长已经越来越难。现在大家经常提到人口红利几乎快没有了；在资本层面上，有利于大量资本投入经济活动的金融周期上也基本结束。高杠杆和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很多后遗症，最为显著的是金融体系风险的汇聚。现在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在目前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我们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当于美国的43%左右，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但是，我们（光华思想力课题组）测算，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中国的TFP水平即使只是达到美国的65%，也需要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即，未来十六年需要保持每年2.5％-3%的增速水平。在人类历史有统计数据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3%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美国、日本都没有做到。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这是我们在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时，需要去直面的、最重要的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本身，基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判断。

那么，我们可以依靠什么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看法上的分歧大多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关。

是否可以依靠技术进步? 有的学者或政策制定者把希望寄托于技术进步。索洛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计算机时代曾讲过：“计算机无处不在，就是没有反映在生产率的统计数字里面。”换而言之，他对技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是持怀疑态度的。事实上，美国在过去30年，在高科技、基础研究方面全球领先，互联网、生物科技、大数据和AI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领先优势，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也只有0.7%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技术进步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因素。

是否可以依靠国民储蓄率和城镇化率的提升？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广阔的投资空间，高国民储蓄率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投资拉动的增长还可以进一步提升TFP。这个故事里显然有一个bug，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加剧，几乎所有国家的经验都显示，人口结构变化势必降低国民储蓄率，未来我们是否还能保持高国民储蓄率？此外，我们目前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水平不高，大量信贷驱动的投资在投资收益率不高时导致泡沫金融的出现——“高杠杆”的影子一直萦绕不散。

依靠消费？也有人认为，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率上升和消费升级能让消费成为中国增长的持续动能。但我们的消费真的在升级吗？2018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8000元，平均每月不到2500元，而我们的人均GDP超过6万元。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这种分配结构是否有利于支持消费增长？而且，我们目前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高峰期即将结束（例如，汽车销售已经连续15个月下滑），服务消费占比在上升，但新的具有同等量级的消费点在哪？另外一个事实是，在服务领域提升TFP难度要大很多。

所以，这些看似合理的因素经过分析后，结论不尽相同。这让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一个适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投下一个很大的问号。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要从两面去看，乐观者只看到问题的A面，悲观者看到的是问题的B面。两者结合起来，一个真实的判断或许才能形成。

我们未来进一步提升TFP的难度很大。比如说，中国经济现在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50%，未来服务业的占比会继续扩大，但在服务经济主导的情况下，继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非常艰难的。

除了服务业，还要关注农业。目前，农业对GDP的贡献是7%多一些。农业用了27%的劳动力。2035年，农业的比重将降至3%左右，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不过4%，也就意味着，未来16年，20%—25%的就业人口，需要从农业、低端制造业流向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力将重新配置，必然面临艰巨的挑战。

此外，还有迎面而来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光华思想力课题组测算，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会达到23%，几乎4个人里就有一个老年人。而日本在2004年，人均收入跟我们2035年的预测大致相当时，这个数字约